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，开启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；如今，大学生们重访长征渡口，见证大桥飞架，天堑变通途。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前不久，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活动在武汉启动。来自当年红军长征途经的15个省区市的高校新闻学子，美国、德国、俄罗斯等6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，以江西于都为起点，踏访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23个渡口和今天已建成的现代化大桥，用脚步丈量红军足迹，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。
“当年的红军战士，竟是我们的同龄人”
在活动出发仪式上，武汉大学学生张轩站在台上，声音里有种力量：“让我深受触动的是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当年的红军战士，竟是我们的同龄人。”当年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。湖北走出去的红二十五军，平均年龄未满20岁。
暨南大学学生吴玺说：“当年站在乌江边、赤水河边的红军战士，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年轻。有人刚离开家乡，有人第一次面对生死。这一次重走，不只是回望历史，更是重新理解‘出发’二字。”
1936年7月，美国人埃德加·斯诺突破重重封锁，成为首位进入陕北苏区的西方记者。他将自己在“红色中国”的见闻与采访，汇成《西行漫记》一书，让世界看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。实践队伍中，6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踏上了属于自己的“征程”——在长征路上书写属于他们的“新西行漫记”。
来自孟加拉国的赵永德和来自萨尔瓦多的朱立鸥，都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留学生。赵永德能熟练地说出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”。他坦言，希望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，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。
而建筑系学子朱立鸥迫切想弄明白：长征渡口是什么样？当年的渡口新建了哪些桥梁、运用了哪些先进建造工艺，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？
接过出发仪式上的旗帜，年轻的留学生们脸上交织着兴奋与郑重。
“红军长征，是为了什么出发”
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，一条小木船被视作“镇馆之宝”。“这是当年于都船工李声仁为红军摆渡的实物。”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党组成员、于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（于都县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）主任钟敏，向学生们讲述了一段跨越90余年的军民鱼水情。
当时，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生死存亡之际，战略转移是唯一出路。中央红军主力8.6万余人在此集结。
1934年10月16日，正在于都河打鱼的李声仁被红军叫到岸边：“大部队晚上要渡河，请你们帮忙。”李声仁当即答应。傍晚，他和父兄将十几条渔船撑到北岸。深夜，红军分批登船。李声仁和妻子同撑一条船，夜间行船，水流湍急，全凭胆量。最后一批红军过河时，已是凌晨4点。第三天，又一批红军要渡河，一家人从晚上撑到天亮，片刻未歇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送的是红五军团第十三师。
看完于都长征大剧院上演的第714场大型红色文旅史诗舞台剧《长征第一渡》，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本科生钟乐仪热泪盈眶，她说：“红军走的那年，于都河沿岸的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跟着走。走了能不能回来，谁都说不准。老百姓还是把门板拆下来搭浮桥，把家里最后一点粮食拿出来做干粮，把自己的丈夫、儿子、兄弟送到队伍里。”
红军长征，是为了什么出发？
“他们是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，不仅是于都，还要让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。”武汉大学美国留学生凯佑说。
从“渡”到“桥”，传承共产党人的信仰
当年红军渡河时，只能依靠临时搭建的浮桥、百姓架设的木桥，甚至是冰冷的铁索；如今，渡口之上已是天堑变通途。实践团队在于都河畔看到，5座现代化大桥巍然列阵。
胜利大桥是最新的一座桥。双向六车道，红色主拱如长虹凌空，造型寓意“铁流行进、旭日东升”。
实际上，这是于都的第六座桥。
1997年，长征大桥通车；2003年，红军大桥通车；2009年，渡江大桥通车；2023年，集结大桥通车。
1969年建成的于河大桥，完成了于都从“渡”到“桥”的第一次跨越。2021年，于都县委、县政府决定爆破旧桥，原址新建胜利大桥。
新大桥紧挨长征渡口核心保护区，施工不能破坏红色遗存；汛期水位猛涨，临水作业风险大；3100吨巨型钢箱梁需在河面上方精准安装，传统方法行不通……面对种种挑战，项目组成立临时党支部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推动施工团队创新工艺，采用新型桥面技术攻克行业难题。
2024年，胜利大桥通车。
北岸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、南岸长征学院和长征大剧院被串联成环，研学大巴直达，红色景区游客接待量年增长超40%，周边民宿、餐饮随之兴旺。
一个名字一个故事，5座大桥的名字连成一部历史。当年，于都百姓用双手托起一块块门板铺设浮桥；如今，他们的后辈用接续奋斗托举起稳稳的幸福。